據悉，大唐襄陽成立于2007年底，旗下運營的新集水電站項目在2009年便開始進行前期施工準備。如今近十年過去，項目建設仍處于遙遙無期的狀態。
對于大唐推出大唐襄陽水電的原因，襄陽市發改委相關人士回應稱：大唐方面退出大唐襄陽的原因之一，是投資28億元的新集水電站收益低，導致其建設意向度不高。最后經協商，大唐擬將公司股份出售。
“電力央企前幾年跑馬圈水，都希望盡快在水電開發中占得先機，提升以水電為主的清潔能源占比，但不可避免的圈下了很多僵尸資產，以至于現在不得不盡早剝離。” 國聯證券電力分析師王強（化名）對《能源》記者說。
然而，即便“僵尸企業”在交易所掛了牌，能不能成功轉讓出去卻仍是未知數。
3月16日，陜西水務集團有限公司與國電陜西水電開發公司就國電丹江水電公司股權轉讓進行簽約。
資產狀況不佳的國電丹江水電終于在掛牌兩年后“易主”了！
國電丹江水電成立于2009年9月，公司注冊地為陜西省商洛市商南縣湘河鎮蓮花臺村，注冊資本11581.6萬元，主要經營范圍包括水電資源開發、水力發電、庫區養殖等。
長期以來，國電丹江水電負債嚴重。財報顯示，2014年度國電丹江水電營業收入0元，凈利潤0元，負債總計36840.24萬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國電丹江水電凈利潤虧損5107.02萬元，負債總計48620.66萬元。
“陜西水務集團作為地方國企，有財力有能力接收丹江水電，更有機會盤活這些不良資產。”王強分析，“目前央企出手的水電站，還是有出路的。有些會被其他央企（例如以水電為主業的三峽）看上，有些會被地方國企看上，有些被大型民企看上。”
事實上，雖然虧損水電企業股權轉讓成交困難，但具有明顯優勢的水電企業似乎并不愁“嫁”。
“目前包括華能、大唐等在內的電力巨頭均有計劃在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區積極洽購水電項目，只要水資源條件好、裝機容量較大，價格合適，還是極有可能成功找到接盤方。”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此外，不少產業基金也準備介入水電項目，像UBS全球基金建設基金、鼎暉投資等。”
水電降溫？
發電央企頻頻剝離不良水電資產，難道水電真的降了溫？
當前能在中國水電行業開發擁有一席之地的，大多是擁有大型流域主導開發權的央企。具體來看，實力最為雄厚的水電企業是擁有多座巨型水電站的三峽，其次是擁有烏江、金沙江中游、上游，以及怒江潛在開發權的華電。擁有紅水河流域開發權的大唐排名第三，國電投、華能、國投、國電則分列4、5、6、7位，它們分別在黃河上游、瀾滄江、雅礱江以及大渡河占據主導地位。
水電在中國經歷了多個發展階段，總裝機容量從上世紀80年代的1000萬千瓦，躍增至2016年末的3.32億千瓦，占全球水電裝機容量的1/4。然而，中國水電裝機的增量開發逐漸收尾卻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年初發布的《2016-2017年度全國電力供需形勢分析預測報告》指出：水電投資同比下降22.4%，已連續四年下降。
“基于當前電力行業產能富余的現實，水電行業受到了較大沖擊，大部分水電企業都處于虧損和盈利的邊緣，水電行業開發積極性將持續低迷。”張博庭說，“由于電力市場的劇烈變化，不僅水電的上網量沒有保障，原來政府承諾的電價，在很多情況下也失去了作用。好在這些水電開發企業大都是國有企業，暫時還不會因為一時的經營困難，就放棄社會責任。但如果這種入不敷出的問題長期不解決，甚至一些水電企業在電力市場化的競爭中被淘汰出局，那么，我國利用水電開發所實現的水資源功能將無法保障。”
201年國家先后出臺《關于建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 用目標引導制度的指導意見》（國能新能 [2016]54 號）、《關于做好風電、光伏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工作的通知》（發改能源[2016]1150 號）等文件，雖然水電上網電價遠低于風電、光伏電價，但上述文件均未包含水電。
“水電的良性發展關系到我國能源結構的調整，是我國完成2020 年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目標的重要基石。”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總工程師彭才德說，“在經濟新常態下，由于消納市場疲軟，裝機階段性過剩等多重因素疊加，導致本應進入市場‘收獲期’的水電卻遭遇‘棄水’寒冬。”
電力供給過剩不但出現了棄水的尷尬，甚至引發了企業的丟卒保車。在水電裝機迅速增長和用電增速持續低迷的雙重壓力下，很多水電大省陷入水電消納困境，連續多年“棄水”，導致企業蒙受嚴重虧損。自2017年以來，各大央企更是頻頻“甩賣”旗下水電資產，自我“瘦身”。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推進瘦身健體、提質增效是2017年央企改革的舉措之一。國有企業要加強成本管理，推進資本運作和資產運營，提高經營質量與效益等。分析人士指出，國有企業對無效資產進行處置是發電企業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舉措。
“要看到，國家層面缺乏統一協調、各自為政，對水電健康有序發展的政策支持不夠。”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分析，“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們發現不僅僅需要市場機制，也需要在摸索中培育出成熟理性的市場主體。這都需要時間，以及在改革過程中不斷試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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